中国人不习惯认错,反而有一万个理由,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有一句俗话:“闭门思过。”思谁的过?思对方的过!我教书的时候,学生写周记,检讨一周的行为,检讨的结果是:“今天我被某某骗了,骗我的那个人,我对他这么好,那么好,只因为我太忠厚。”看了对方的检讨,也是说他太忠厚。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,那么谁不忠厚呢?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。我们虽然不认错,错还是存在,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。为了掩饰一个错,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,再制造更多的错,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
错。所以说,中国人喜欢讲大话,喜欢讲空话,喜欢讲假话,喜欢讲谎话,更喜欢讲毒话──恶毒的话。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,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。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,全都是大话、空话。我不再举假话、谎话的例子,但中国人的毒话,却十分突出,连闺房之内,都跟外国人不同,外国夫妻昵称“蜜糖”、“打铃”,中国人却冒出“杀千刀的”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,毒话就更无限上纲,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、下流?
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,后来改行做生意,有次碰到他,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,他说:“发什么财?现在就要上吊!”我问他为什么赔了,他说:“你不晓得,和商人在一起,同他讲了半天,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。”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:“和中国人交往很难,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。”我说:“这有什么稀奇,不要说你们洋人,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,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。”要察言观色,转弯抹角,问他说:“吃过饭没有?”他说:“吃了!”其实没有吃,肚子还在叫。譬如说选举,洋人的作风是:“我觉得我合适,请大家选我。”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,即令有人请他,他也一再推辞:“唉!我不行啊!我哪里够资格?”其实你不请他的话,他恨你一辈子。好比这次请我讲演,我说:“不行吧!我不善于讲话呀!”可是真不请我的话,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,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。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,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,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,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,跑来看我,他说:“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。”我说:“对不起,我还有约。”他说:“不行,一定要来!”我说:“好吧!到时候再说。”他说:“一定来,再见!”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,可是洋人不明白,办完事之后,到了吃晚饭的时候,我说:“我要回去了!”英国教授说:“哎!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?要到他家去啊!”我说:“哪有这回事?”他说:“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。”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。
这种种情形,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,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,如果是平辈朋友,还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有权势,如果他是大官,如果他有钱,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,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,这些都是精神浪费。所以说,有句俗话:“在中国做事容易,做人难。”“做人”就是软件文化,各位在国外住久了,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。做事容易,二加二就是四,可是做人就难了,二加二可能是五,可能是一,可能是八百五十三,你以为你讲了实话,别人以为你是攻击──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?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,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中打转。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,开任何会议时,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,睡醒一觉之后,会也就结束。为什么呢?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,听不听都一样。今年(一九八四年)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,写了一篇小说《真真假假》,推荐给各位,务请拜读。环境使我们说谎,使我们不能诚实。我们至少应该觉得,坏事是一件坏事,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,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,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。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,不是不光荣的事,甚至是光荣的事,这就造成一个危机,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。
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,不断地讲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,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,不能开阔。中国的面积这么大,文化这么久远,泱泱大国,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?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。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,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?只要瞪他一眼,马上动刀子。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?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,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,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!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?
没有包容性的性格,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,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,不够平衡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,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。自卑的时候,成了奴才;自傲的时候,成了主人!独独的,没有自尊。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,和权势走得越近,脸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,不屑一顾;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。
——选自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第四节 |